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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宝:刷屏“互联网民工”的大多都是“互联网亚逼”

  这是一份发布在人社部官方网站上,来自于农民工工作司的监测报告,大意是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监测、取样,发现进京务工人员们的就业方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过去扛麻袋、端盘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开始向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转移了——数据充足、例证充分,官方认为是农民工群体已经迭代了,现在是“新生代”。

  经过年初开始的“互联网反黑话”思潮的洗礼,很多人敏感地抓住了图中的“重点”:信息传输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说的不就是新媒体编辑、运营专员、市场策划、开发运维工程师们吗?

  于是差不多从8月16日下午开始,这张图开始登上各种热搜,网民们表示“我居然成为了21世纪新型农民工哈哈”“国家认真的新农民工”“荣誉称谓多了一项:互联网民工”“大厂程序员=钢铁工人、织布女工”

  其实到这里,整件事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人们周期性地通过集体自嘲来吸引外界关注,从而以“原来大家都这么惨”来解压,在现在的社交网络规则里纯属基本操作。互联网公司和农民工之间模糊的界限,也早在著名过年段子“CBD里的Janny、Candy回家都变成了二丫、狗剩”里完成了好几次解构。

  再加上互联网人本来就嗓门最大,活跃度最高、工具应用最熟练、传播资源最多,这种把小圈子里的情绪发泄生生拔高成了“全民共情”的事情只能越来越多,没看后厂村、西二旗都快成一个“公共地名”了吗?

  但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笑点”,却引发了我的另一个好奇:既然大家都能直接感受到“农民工”与“互联网从业者”这两个词之间有着明显的反差,那么在过去人们是怎么定义“互联网从业者”的身份的呢?在过去,“互联网从业者”们是否在称呼上就获得过明显高于“农民工”的礼遇呢?

  过去人们怎么定义“互联网行业从业者”的?这个问题很容易让考据党们犯难,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互联网资费太贵、设备太贵,导致上网既不是一个很普遍的行为,也不是电脑手机的必需品,“互联网行业”非常有“阳春白雪”的意思——距离老百姓太远,距离教科书太近——人们熟悉的是进微机室要穿鞋套、学打字要报班背五笔字根,打印文章要找打字员帮忙。

  于是懵懂又茫然,那段时间互联网行业不是没有萌芽,线索也不是不能找到,但定义很混乱,有的叫“信息产业”,有的叫“电子商务”,有的叫“计算机技术”,还有叫“数据通讯”的,到底哪个称呼和今天的“互联网”划等号?这确实是个需要琢磨的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考据上的语境还原问题。比如2004年,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在职业和模块的培训招标工作中,把电子商务员(师)、多媒体作品制作员(师)等很有现代互联网行业色彩的职位称呼为“灰领”——“灰领”“白领”“蓝领”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概念,分别用来指代高水平的技术工人、脑力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并列的还有室内装饰设计员(师)、首饰设计员(师)等其他职业。

  但无论干扰条件有多少吧,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确实存在过一段“人们会高看互联网从业者一眼”的浪漫时光。

  比如在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布的《内蒙古发展电子商务“十五”规划》里,在“培养规划”里有过这样的描述:

  (有关单位)聘请有关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电子商务应用技术专家开展培训、讲座活动,要注重培养企业的信息化人才和电子商务专业技术人才及信息技术、经营管理方面的复合型人才特别要注重信息技术及电子商务技术人才的引进有计划地培养信息化需要的后备人才

  这是风行于千禧年代的描述方式,几年后《天下无贼》里就借用了人们的这种共识甩响了包袱:“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更别说“人才”这个带着浓厚“象征意义”的词语在5000字的正文里反复出现14次,老百姓对“互联网从业者”的敬畏程度可见一斑。

  外界的“重视”有些时候还会表现出一股高傲。比如发表在《通信信息报》上一篇题为《网络技术人才需求迫切 成为新一轮求职热门》的报道里,作者马民曾经描写过这样的“业内焦虑”:

  有关数据表明,目前全国每年高校为社会输送不足6万名计算机与信息类毕业生未来10年潜在人才需求在135万人以上,平均每年人才需求将不低于13.5万人,供需差距显而易见大专院校毕业生往往没有经过专业的职业培训,缺乏网络技术的实践知识和职业技能,不能完全胜任所担负的工作,存在着“有人没活干,有活没人干”的尴尬局面。

  ——那可是还在论证高校是否应该大规模扩招还是“有限进行”的2005年,坊间还盛传要将扩招幅度“次年将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以防止“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学历贬值刚刚露头但又没完全露头。

  用大白话来说,大专丢人吗?完全不丢人,当时师生和家长仍然会用“考上”这个动词来挂钩“大专”这个文凭,但当人们谈到“互联网”的时候却被认为“不能完全胜任”“活没人干”,这到哪儿说理去?

  更有不少证据表明,在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大专生们自己也认同“学了计算机”就不能再打工了,最起码不能再算上是“工人”了吧。

  计算机技能也被当做“帮助人们迅速成长”的有效解决方法,开始全方位地推进到各行各业当中。2005年1月,《中青报》深度报道过北京有关单位积极推动外来务工人员们学习上网、word文档基本操作的事,学员们的本职工作涉及小吃店、保安、保洁、园林、宾馆服务等。

  包括更加严谨的学界,也基本上按照“高层次急需人才”这个标准来定义互联网从业者们。比如2004年发表在“新浪教育”频道的文章《认识社会需要》,在预测信息时代新兴职业的时候,就给了网络策划师、数据通讯人员等职业一个精准的定义:

  “高智能人才,需要有复合型知识和技能”“已成为全球范围内最抢手的高级人才”

  那么“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艺作品里,有没有对“互联网人才”狂热崇拜的体现呢?真有,并且作为“笑点”被嘲讽的不是“被宠坏了的互联网人才们”,而不懂网络、不懂计算机的“老古董们”。

  比如和“赛考累介斯特”谈心的赵本山,在春晚上当着亿万观众的面玩了个谐音梗:“上网?都多年不打鱼了哪儿有网?”

  知名“闲人”马大姐在2000年也卖起了电脑,但她只能参考“卖西瓜”的方式来做生意——觉得天气热了就给电脑扇扇风,偶尔还吆喝两句,鼓动顾客先尝后买,顾客的造型还是一水儿的公文包、小衬衫、二甲水平以上普通话——“老太太不可理喻”的包袱贯穿了一整集。

  总之毫不夸张地说,“互联网从业者”们在那时候被高规格定义,确实来自人们群众的真情实感,是一次自上而下的集体行为。

  站在现在的上帝视角来看,礼遇也的确获得了好的结果。当然也不知道算不算歪打正着,那个时候,传统行业和互联网之间确实有着从理念到实际操作上的全面“距离感”。尤其是在刚刚亲眼目睹过2000年互联网泡沫巨大影响力的前提下,人们默契地保持着“谦虚”的姿态,包容着舆论对于这个新兴产业充分发挥想象力,以至于某些描述甚至有“妖魔化”的影子。

  比如同样是上面提到的那篇“新浪教育”频道的文章《认识社会需要》,就预测信息时代“网络警察”会成为热门职业,显然一口气误解了警察、网络安全、舆情/流量监控三个概念,整出了点赛博朋克版废土世界的感觉。

  但归根结底大方向是好的,这些想象力背后对于“抢在时代前列”“把握未来”的渴望,巧妙地帮人们把这份包容转化为正能量,能够无比真诚地将“距离感”理解为“可能性”——要知道现在被拿出来不断作为“黑话典型”的“互联网思维”,当年李彦宏提出来的可是直接成为了行业标杆的:

  未来,一定是属于互联网的;互联网,一定是超出常规逻辑的;遵守常规逻辑,一定是会落后的。

  至于“互联网从业者”是什么时候和“民工”联系在一起的,2007年前后是一个可能性比较高的答案。最直接的证据是2008年的时候,CSDN等圈内社区就已经开始有大量的博文进行这样的描写:

  周末去看装修的房子, 工人正在给俺的门喷漆, 坐在一个凳子上面, 一下一下的喷着, 俺看着, 突然感觉那个姿势和写程序差不多, 然后想想, 觉得有时自嘲说网络民工是非常有道理, 俺们工程师和那些民工有很多相似之处

  “民工+其他主语”形成新名词的公式在其他领域也有了很成熟的应用。比如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民工漫”,2008年前后已经在贴吧等论坛被广泛接受。

  到2009年就已经有人认识到这个称呼的“弊端”: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他们拥有的仅仅是一个“底层感”,但污民化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群体。

  在这之前互联网和农民工共同出现的场景基本可以归纳为两类。要么是学界探讨“农民工学会了上网之后生活会发生哪些变化”——“农民工”是主语,“上网”、“网络”是谓语,暂时还没有发明将两个词语连起来作“名词”的用法。

  在官方(官媒)层面出现类似“互联网民工”、“IT民工”的描述,时间线年以后,用法是将“IT民工”作为一种工作强度进行描述——高收入就是“IT精英”,太累就是“IT民工”——并没有针对在座的各位。

  实际上官方(官媒)层面以“人才”为称呼定义“互联网从业者”的做法,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前不久北京市引发的《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才进行过鲜明的表态:

  加大对数字经济领域高层次人才引进和培育力度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集聚数字经济创新型企业,吸引数字经济资本投资,汇集培养国际化数字经济人才。

  所以说起来有点残酷,“互联网民工”这个概念能够出圈,能够慢慢成为整个“互联网从业者”的代称,其实是自媒体们的功劳,新媒体的产物。通过创造标签鲜明的新名词,快速触及情绪来加速传播,功能性不言自明。很大程度上来说结果也是好的,当“玩梗”越来越普遍,“IT工作就像民工”也成为一个既定事实被所有人所正视:

  甭管您认不认可吧,程序员累、开发者苦、互联网人掉头发,搞IT的要充分注意健康,现在在任何场景里表达这些观点都不会被认为是“矫情”。人们对呼兰、韦若琛、庞博们的段子,就比Norah、杨笠的段子宽容得多——哪怕本质上都是“对特点进行夸张放大”的喜剧套路。

  并且更加残酷的是,诞生于新媒体环境的新生产物,通常都有新媒体时代的通病。对于“互联网民工”这样一个文化概念来说,“语义”的流变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宿命。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借用“民工”中“工”的概念,用来表达对“工作量过高”的一面逐渐消失,取而代之地是对“民”概念的放大:

  看上去也没有错。但如果说千禧年代、10年代的互联网从业者是天然的“开荒者”,有着“开荒者”特有的“缺乏退路的焦虑”,那么现在的互联网从业者的共情就很难理解了:毕竟“互联网”已经和传统经济没有了足够大的距离感,前者大到包容了后者的一切,不一定研发、策划、创意才叫互联网,互联网也开始对“大量重复机械性工作”表达出来了强烈的需求。

  ——有数据为证,下面是某短视频巨头招股书公布的人员构成数据,这还没算坐落在各大新一线城市,据说是以劳务外包形式存在的庞大内容审核、广告销售团队呢。

  所以回到开头那张图的刷屏,或许我们更应该关心的问题并不是“把互联网从业者算成农民工”,而是为什么能够吸引人们毫不犹豫的共情,甚至公然放弃了“平权风”下人们好不容易形成的对人群定义上的谨慎——更何况人家根本没这意思,不看正文好歹看看原文吧。

  可能有一个短视频文案特别适合作为答案。那段视频来自@人生bug(感谢@膀胱绿子 分享),用来吐槽“亚逼”: